宫门开启，人潮涌动，巍峨的宫殿俯瞰着广场上的游人，彰显着它金碧辉煌的威严气势，也彰显着它拥抱万方的宽宏气量。五个世纪的皇朝岁月为它涂上了皇权浓厚的华彩，无数的能工巧匠为之罄尽心力，只为满足天下一人的雄心与欲望，但如今，它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博物馆之一。历代帝王聚敛的财富，成为了人人皆可欣赏的文化瑰宝。无论是帝后踏足的御道，还是臣仆奔劳的永巷，金瓦朱墙编织成的皇家迷宫，如今行走其中的，皆是如你我一般的普罗大众。这一切，端赖一百年前故宫博物院的诞生，就像1925年10月10日，故宫博物院开院时，一位参观者所说的那样：“数千年宫殿尊严，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，今略破悭囊，即允吾人昂首阔步，眺望谈笑于其间”。
如果说六百年前紫禁城的缔造，是一部恢弘壮阔的史诗；那么一个世纪前故宫博物院的诞生，更是一部起伏跌宕的巨制，政海狂涛中的明争与暗斗，战争革命中的辗转与坚守，解散、拍卖、拆除、改造……困厄丛生，劫难几经，每一座宫殿，都诠释了何谓侥幸，每一株古树，都见证了何谓重生。
从金碧辉煌，到岁月蒙尘，再到清点维护、迁移回归、科学保护，从皇家宫殿到故宫博物院，漫长的一百年，聚散有时，会合有时，悲伤有时，欢笑有时。
请你迈过紫禁城黄昏的门槛，走进故宫博物院的黎明。
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·书评周刊10月10日专题《进宫》B04-05版。
B01「主题」进宫
B04-B05「主题」出宫：故宫文物迁移记
B06「主题」进宫：“故宫学者要讲好故宫故事”
B07「主题」进宫：“我在故宫画小画儿”
B08「文学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 他用长句编织陷阱
撰文 | 赵客
1933年2月5日夜，北平城沉沉入梦。立春刚过，春饼的余香尚在唇齿之间，元宵节的花灯还未点亮，这座六朝古都便在北风的呼啸中，悄然翻开了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最沉重的一页。
紫禁城太和门广场上，两千余只木箱静静陈列，如沉默的方舟，载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血脉与精魂。商周青铜器上铭刻着礼乐最初的声息，唐宋书画间氤氲着文脉的温度，明清瓷器上闪烁着工艺的灵光。这些国宝即将驶出北平，踏上一段长达十余年的颠沛流离，从此像被迫远行的游子，背井离乡，只为躲避一触即发的战火。
2024年1月25日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“国宝的长征——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”。图/ICphoto
战火中决定南迁
元旦刚过，日军偷袭山海关的炮声震动了华北。平津危如累卵，故宫文物的去留，顿时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。
其实，这场争论的暗潮早已涌动。自北伐成功、首都南迁，北平从政治舞台的中心退居边缘，市面萧条，人心浮动。这座昔日的帝都，恰如一位失宠的贵妇，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触痛她敏感的神经。国民政府接手故宫博物院之后，提出将故宫文物南运，立即引发了民众与学界的强烈反弹——他们担心此举将使北平彻底沦为“废都”。
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爆发，华北局势日趋紧张，文物南迁之议再起。1932年8月，香港《工商日报》竟刊文称蒋介石欲将故宫文物售予美国以换军火。这则谣言在茶楼书肆间不胫而走，虽很快被证伪，却引起了陈寅恪、顾颉刚等学者的深切忧虑，迫使时任院长易培基亲自出面辟谣。
在纷纭的争论中，榆关的炮火如同警钟，将文物的去留问题推到了不容回避的境地。故宫人深知，一旦这些承载民族记忆的珍宝落入敌手，或将重蹈圆明园覆辙，文化血脉或将断绝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分道扬镳已久的胡适与鲁迅，在此事上却罕见地站到了一处。胡适认为，在全国皆危的形势下，文物留在北平反倒更安全——有国际社会注视，日本人未必敢在紫禁城内公然毁坏；且文物浩繁，长途运输中的风险更不可测。鲁迅的态度则更为尖锐，他以诗句“寂寞空城在，仓皇古董迁”直指要害——在国土尚未保全之时，不守百姓而守古物，实在是舍本逐末。
然而，在马衡、李宗侗等故宫人眼中，这已非简单的去留之争。在他们心中，王朝可以更迭，国土可以沦陷，但文化之根绝不能断。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以一种超前的眼光，将文物视作中华文明的火种，誓要在战火中为民族守住这缕不绝的薪火。
尽管反对者声势浩大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批准后，决定将文物南迁。
押送无价之宝
如此大规模的文物搬迁，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。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虽藏龙卧虎，专家学者如林，却谁也没有过这样的经验。
最初装运用的是装纸烟的旧木箱，但因木板单薄极易破损。故宫人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全院迅速赶制统一规格的新木箱——长三尺，高宽各一尺五寸，既坚固又便于堆叠运输，堪称特制的“诺亚方舟”。
箱体只是外壳，真正的保命秘诀在于包装的匠心。有人灵机一动：“不如请琉璃厂古玩行的老师傅来！”他们常年替买家打包寄货往海外，自有一套章法。于是，往日庄严肃穆的太和殿广场，一时热闹得如同工地。木箱堆叠如山，锤声、钉声此起彼伏，在紫禁城六百年的历史上，从未有过这般景象。
故宫人一边监督师傅们包装，一边学习装箱技巧，渐渐悟出了装箱的诀窍——“紧”与“隔离”。其中最考验功夫的，当属那些“薄如蝉翼，脆似蛋壳”的脱胎瓷器。那志良先生曾生动描绘：工匠们先在箱底铺厚棉垫，放上一只脱胎瓷碗，碗内加薄棉，再套入另一只碗。两只碗用棉花层层裹紧，外包纸张，系上绳子，如襁褓中的婴儿般小心翼翼放入箱内。底层铺厚稻草，四周与碗身之间都要用棉花塞实，再加上一层棉花、一层稻草，最后钉牢封口。正是这般“层层设防、密不透风”的工序，让这批脆弱得几可吹散的瓷器，在十余年的迁徙中几无破损。
轻薄者难装，笨重者亦难装。被康有为誉为“中华第一古物”的十件先秦石鼓，自唐代出土以来，便以篆书之祖、中华第一古物的声名著称。石鼓通体圆浑，每件重逾一吨，鼓上所刻“石鼓文”，自明清以来一字抵万金。然而历经千年风雨与拓印，鼓面多处龟裂脆弱，稍一受力便可能崩落。
为石鼓装箱的任务落在文物馆副馆长庄尚严肩上。走投无路之际，他只得求教于北平大收藏家霍保禄。霍氏慨然传授秘法：先用极薄的高丽纸蘸水，逐缝贴入裂痕——这一精细至极的工序竟耗去近一个月时间；再以棉花层层包裹，糨糊黏合，细麻绳扎紧，外覆厚高丽纸，再加裹三四层棉被，用粗绳箍紧。如此，每一方石鼓都成了体积倍增的庞然巨物，再入特制木箱，塞紧、钉牢，外覆稻草，用钢条扎封。至此，十鼓方算安顿妥当。
装箱既毕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——谁来押送这批无价之宝？俗话说，万事开头难，第一批文物迁移带有试水性质，需要有人去“蹚路子”，摸着石头过河。箱子里装满了包括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在内的珍贵文物，数量之多、重要性之重令人心惊，更何况匪盗横行，沿途或将险象环生。任何一次闪失，都可能让整个计划付诸东流，负责人怕是要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。此时，故宫秘书吴瀛先生带着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不过一个‘义’字而已”的信念，慨然应允易培基院长的恳请，自嘲是《水浒传》里的“青面兽杨志”——押送文物可比“生辰纲”重要千百倍，一旦有失，唯有以死谢罪。
2月6日清晨5时，天尚未亮，首批两千余箱文物装满两列火车。为避免日军轰炸，列车如隐秘的行军，从北平正阳门西车站沿平汉铁路南下，经郑州绕道陇海铁路东行，至徐州后沿津浦铁路南下，最终抵达南京浦口。每节车厢有宪兵荷枪实弹保卫，车顶架设机关枪。所幸一路顺利，2月10日，首批文物安全抵达南京。
然而，荒唐的是，文物虽至，国民政府竟未议定存放地点。吴瀛等人在浦口火车站苦守四十余日，操碎了心。他们一方面奔走于各方政客之间协调斡旋，另一方面又担心南京初春的细雨侵蚀珍贵文物。装载国宝的列车，就像被遗弃在铁轨上的孤儿，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最终，这批文物被确认运往上海法租界存放。自此至五月，故宫一万三千余箱文物分五批南迁上海，编号特意使用“沪上寓公”——古物馆用“沪”字，图书馆用“上”字，文献馆用“寓”字，秘书处用“公”字，寓意这些国宝只是“暂居上海的客人”，终将北返。
1936年8月，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落成，存沪文物分五批运抵南京。次年1月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。
然而，国宝的安宁不过是昙花一现。
“国宝的长征——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”。图/ICphoto
“人在文物在”
1937年，“七·七事变”的炮火燃起，“八·一三事变”爆发，南京的和平瞬间破碎。国宝在朝天宫新建的钢筋水泥仓库中安居还不到一年，便不得不再次启程。故宫人立下“人在文物在”的誓言，将文物分作南、中、北三路，溯江西上，朝着大后方逶迤而去。这一去，便是八年的山长水阔。
南路的八十箱文物堪称“精华中的精华”，内含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等绝世珍品。1937年8月14日，淞沪战火方炽，这批国宝自南京出发，经汉口、长沙，暂存湖南大学。但很快长沙也落入敌人空袭范围，文物不得不再次转运。此后文物绕道桂林，最终藏身贵州的一个天然溶洞——安顺华严洞。1944年12月，为躲避日军对独山的威胁，南路文物被转移至四川巴县飞仙岩临时仓库。
中路的文物为最大宗，沿长江黄金水道，经汉口、宜昌、重庆，最终存入四川乐山。在重庆转运宜宾之时，故宫的朱学侃先生自告奋勇，在一片漆黑的船舱上散步估量装箱容量，谁知舱口盖子没有盖上，朱先生不慎跌入舱里，以身殉职。宜宾到乐山段，每年只有6月到8月间才能行驶轮船，工作人员不得不与枯水期赛跑。在乐山卸货时，木船纤绳突然断裂，船只如离弦之箭冲向滔滔江水，直奔乐山大佛而去。眼看就要船毁人亡，未料船只竟自行在沙滩上搁浅，真如大佛庇佑。
北路文物则遭遇“蜀道难”，文物列车抵西安后，很快转运至宝鸡，暂存于关帝庙和城隍庙。不久，文物又在大雪中翻越秦岭，由汽车运抵汉中，继而辗转至四川峨眉。从汉中到成都的565公里路程中，横亘着五个渡口，没有桥梁。押运人员不得不冒着天大的风险，将汽车开上竹排，然后用纤绳拉着竹排逆流而上，再顺流斜行到达对岸。在绵阳附近，一辆新绥公司的汽车翻了下去，所幸文物无损。那志良先生感叹：“有人说，文物是有灵的，炸弹炸不到它，翻车也毁不到它。”
与三年前不同，这次西迁完全是在战火和极度紧张的交通管制中进行的。此时中国自己的船只多被征调，即便杭立武先生手握蒋介石的最高指令，依然无船可派。万般无奈下，只得转而求助外国轮船公司。但“洋人们”担心运载中国货物会遭日军轰炸，更担心运送“国宝”被日本人“秋后算账”，船员甚至要求杭立武上船同行，作为“人质”，以备日机轰炸后有索赔对象。最终，仰赖国民政府中枢和交通部、中英庚款委员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，运输文物的轮船才敲定。轮船来时不定，为了抢运文物，他们吃住都在江边，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，只要一听说有了船，便不分昼夜地装运。
然而物力终有不逮，1937年12月初的南京，天上日机猛烈轰炸，数十万难民拥挤在码头，剩下的2900余箱文物已无法装船，只得又运回了朝天宫文物保存库。西迁的一万九千余箱文物，从繁华市井的仓库辗转至秦岭南麓、巴蜀深处，栖身于祠堂、庙宇乃至幽深的溶洞之中。在西南群山深处，守护者们面对的，是棘手的存放与保管难题。
国宝西迁，最难缠的敌人，莫过于无孔不入的潮气与潜伏的白蚁。纸质、丝绸、古籍文献等“娇嫩”之物，一旦受潮生虫，便可能付诸东流。在乐山，办事处仍沿用南京库房办法，用横竖木条钉成屉子放置箱子。
守护南路文物的庄尚严则在安顺华严洞建起木屋，仿日本正仓院形式以抵御潮湿。天气晴好时，他们会将字画取出晾晒。这“晾晒”是技术活，每次需专家亲自动手，并有卫兵把守，小组人员签字确认。庄尚严之子庄灵回忆，儿时常在华严洞场院外，看官兵唱着《大刀进行曲》，荷枪守护场中晾晒的古物。
北路的西安行营曾决定在宝鸡挖山洞作库房，很快凿出四个大山洞。但故宫人谨慎地先用装报纸和旧杂志的箱子做了个实验，一周后箱子长了毛，杂志已潮得揭不开。如果贸然将书画存入，无异灭顶之灾。这个花费巨力凿出的“安全屋”最终被弃。文物到达峨眉后，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发明新法：将木墩做成“凹”字形，缺口向上，架以长木杠，上堆箱子。此法使箱底通风，且便于检查白蚁，后来被普遍采用。不仅如此，每天的清晨和午后，工作人员还要进入库房，跪在地上一块一块仔细检查鹅卵石下是否有白蚁筑起的隧道。若发现白蚁踪迹，立刻卸下箱子，挖深坑倒入防蚁药水，用石块灰土垫平后，再重新摆放箱架与文物。
防火更是被列为头等大事。日常管理中，库房内外严禁吸烟，周围不得贮存危险物，同时备好消防设备。那志良曾以一桩拆房的壮举保全北路文物：峨眉县城突发大火，火势直逼存放文物的武庙库房。那时峨眉尚无自来水，全靠人们从井里打水，肩扛手提，面对熊熊大火简直是杯水车薪，文物危在旦夕。那先生决定拆除毗邻库房的所有房屋，强行建立“隔离带”。老百姓们自然反对拆自家的房子，在此分秒必争之际，那先生当机立断，承诺若大火未及，故宫承担一切损失。当大火冲出峨眉县城的西门时，正是被这道隔离带所阻，武庙库房安然无恙！
一场文物迁徙奇迹
支撑这场文物迁徙奇迹的，是那一代故宫人始终如一的典守精神。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对文物的精心守护上，更体现在他们身处困境仍不忘文化使命的担当。
1935年，故宫博物院就从南京朝天宫库房中精选出735件文物精品，远赴伦敦参加“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”。这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在欧洲展出，让世界得以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。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故宫人依然坚守着文化传播的职责。
1943年冬，故宫在重庆两路口中央图书馆举办了“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”。这是抗战期间后方唯一的一次故宫文物公开展览。展览精心挑选了包括王羲之《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》、李公麟《免胄图》等晋唐宋元名迹，还有特意选出的宋高宗《赐岳飞敕》等能够激发民族气节的作品。在日寇空袭的威胁下，参观者们依然络绎不绝，这些千年文物以其不朽的艺术魅力，坚定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。
重庆展览会展品目录及参观须知。图/故宫博物院
抗战胜利前夕，为“报答西南父老协助运输、保卫之劳”，故宫又在重庆和成都举办了“书画告别西南父老展览”。展览盛况空前，仅成都一地就接待了五万五千人次，足见国宝对民众精神的巨大感召力。
在这漫长的守护历程中，故宫人以各自的方式践行着典守精神。院长马衡在后方竭力筹款，当得知那志良因家人生计困顿欲回北平时，他欲变卖自己的家产相助，使那志良坚定了留守文物的决心。
在贵州安顺，庄尚严一家在清苦中依然保持着文人的风骨，将这华严洞视为“读书山”，和夫人申若侠女士吟诗唱和。庄先生的孩子们在华严洞的露天场院里看着最好的中国字画，晚上还与父亲玩“文物接龙”的游戏，在心中种下了文化的种子。那志良在押送文物的艰辛途中苦中作乐，见到剑阁栈道旧迹，不禁引用前人诗句感叹“应被旁人画里看”，展现出文人特有的浪漫情怀。
梁匡忠一家的经历更是与文物迁徙紧密相连。他的五个孩子分别在文物存放地出生，名字记录着文物迁徙的轨迹：梁峨生（峨眉）、梁嘉生（乐山古称嘉定）、梁金生（南京）、梁宁生（南京）、梁燕生（北京）。
在这样的清苦环境中，故宫人对学术的探索也从未停止。庄尚严研究印章，吴玉璋研究瓷器，那志良研究石鼓和玉器。他们将流浪异乡与精神困顿的矛盾情绪，通过“物我合一”的研究得到了宣泄，人人成为了专家。
这些看似平凡的细节，共同构筑了故宫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坚守。他们不仅守护着有形的文物，更传承着无形的文化血脉，用行动诠释了“文化之不灭，象征民族之不屈”的深刻内涵。
文化之根不灭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来，分散在各地的故宫人喜极而泣，终于可以东归了！这趟文化远征终于要结束了！
然而这场归途同样曲折。
他们先将分散在四川巴县、乐山和峨眉的文物集中于重庆，临时存放在南岸的贸易委员会旧址。直到1947年5月，文物才分陆路、水运两路全部迁回南京朝天宫。幸运的是，留在南京的文物虽经日寇之手，却意外地未曾损毁流失。至此，故宫文物终于得以重新汇聚一堂。
历时十余年的漂泊，数万箱国宝行程数万里，最终清点时仅极其个别损毁遗失。这在旁人看来是奇迹，在故宫人心中，不过是“把文物看得比命重”的誓言最终兑现。
然而，战火硝烟并未远去。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，故宫文物面临最后一次，也是最悲情的一次分流。1948年底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挑选部分精品运往台湾，院长马衡等人将文物运回北平本院的意见未被采纳。从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22日，共有2972箱文物，分三批被秘密运往台湾。这些文物装上了海军部的“中鼎号”轮船、招商局的“海沪轮”商船，以及海军部的“昆仑舰”。押运人员庄尚严、那志良等人，心情沉重地护送着这些国宝，跨过台湾海峡，最终在台中北沟库房安顿下来。
而留在南京的万余箱文物，在1949年后分三批运回了北京故宫博物院；剩余的约2221箱则留在了南京博物院。文物历经战火而得以完整保存，却最终形成了海峡两岸“一个故宫，两个博物院”的特殊格局，成为那场浩劫留下的最后凄怆一笔。
故宫文物南迁，这场被誉为“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、历时最久、行程最长”的迁徙，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物保护。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守护，更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。它以无声的方式昭示后人：山河可以破碎，岁月可以流逝，但只要文化之根不灭，中华民族的精神便永不倒下。
这场迁徙，更是一曲关于人性的颂歌。那些在战火与困顿中仍选择坚守的故宫人，他们的故事与信念，与国宝一同镌刻在民族记忆中，成为永恒篇章。正是这些身处幕后、默默付出的英雄，用十余年的坚忍与执着，为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续写了最动人的一笔。即便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终将淡去，但他们以双手、心血与信念铸就的精神，如同被封存的珍宝，历久弥新，永垂不朽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。作者：赵客；编辑：何安安；校对：薛京宁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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